寶應“喬家白”與《喬元之三好圖》

2015-10-23 15:07:08??????點擊:

馬俊慧/

南京博物院藏有一卷《喬元之三好圖》,紙本設色,縱36.5厘米,橫107.1厘米。此圖為清代著名畫家禹之鼎所作,主要表現主人公喬元之的生活意趣?;星竊衢蕉?,后面的案幾上書卷堆積如山,左邊三個女樂人正吹拉彈唱,而右側他的妻子和女仆抬出一甕新酒。書籍、酒壇、女樂寓意著書、酒、音律“三好”,充分展示出主人公豪宕放縱,不拘一格的性格特征。喬元之面部用寫真法繪出,勾染細膩,具肖像效果,仕女用筆也較工整,設色清麗,反映出作者一種秀媚古雅的風貌。

 

喬元之即喬浣塵,為寶應喬家十一世喬蔭的次子。其叔祖喬可聘(15891675)為明天啟二年(1622)進士,仕至掌河南道監察御史,堂叔喬萊(16421694)為清康熙六年(1667)進士,仕至翰林院侍讀。寶應喬家為耕讀世家,喬浣塵曾祖父喬份的墓志銘中說,“以耕鑿課長公,以詩書課中翰”,長公就是指喬浣塵的祖父喬可仕,其時喬可聘官中書舍人,故稱之為“中翰”。

喬萊好友汪懋麟《百尺梧桐閣集》中有一首詩,題作“子靜兄子畫像,列景與余《三好圖》略相類,請題,走筆疾書,兼呈子靜”,說禹之鼎還曾為他畫過一幅《少壯三好圖》。子靜是喬萊的字。從詩中看,“左擁異書一萬卷,右貯良醖三百壺,前后列坐五少女,彈絲吹竹歌吳歈”,兩幅畫的主題是一致的。清代書法家王文治《題少壯三好圖》詩注中說,“孫豹人(枝蔚)欲去酒,去聲技,而獨存書,蓋莊論也,杜茶村(濬)專欲去書,則激論也,諸公各以詩詞,為之解紛”,故汪懋麟詩中說,“丈夫寄興偶然耳,一時傳笑驚庸愚,謂我好色兼愛酒,蠧魚干死何其迂”。他還在給喬浣塵的題詩中感慨,“嗟我此圖多所怪,阮家阿咸雅且都,作圖仿佛寫此意,乃與所好若合符”,頗有惺惺相惜之意。

喬浣塵生平不詳,據喬萊說,其為人“醇樸中含”。他沒有什么嗜好,只是醉心于書畫和學問,平時一個人獨處斗室,不與外人多交往,“足無妄行,口無輕吐,嗜善嫉邪,確然有主”,是一個堅守道德底線的君子,以至于被不理解他的人視為愚腐,而他卻于塵俗之論既不妥協,也不抵觸。晚年與一年踰八十的鈕先生為友,以紋枰論道為樂事,晨夕手談,經常為一盤棋爭得不可開交,寵辱皆忘,所以喬萊將他譽為古之狷者。喬萊很喜歡這個比他年長的堂侄,他曾經在喬出塵、喬浣塵兄弟新屋落成時送給他們二首詩(疑庵阿咸新齋落成賦贈二首),其中一首寫道:“石路茸茸細草生,紙窗幽室逈虛明;月翻素壁全無色,雨瀉飛簷別有聲。新竹乍移陰尚淺,舊琴重拂調逾清;何時種就籬邊菊,好醉疎狂老步兵?!筆星搶騁災窳制呦橢壞娜羆雜?,而將喬浣塵比喻為也是竹林七賢之一的阮籍侄兒阮咸。阮籍和阮咸世稱“大阮”、“小阮”,所以喬萊有時又愛稱喬浣塵為“余家小阮”。

 

“竹林七賢”之稱出于南朝宋劉義慶《世說新語》,“七人(陳留阮籍、譙郡嵇康、河內山濤、河內向秀、沛國劉伶、籍兄子咸、瑯邪王戎)常集于竹林之下,肆意酣暢,故世謂竹林七賢”。竹林七賢的風姿情調多表現于其飲酒的品味和格調上,有一個故事:阮籍得知步兵廚營善釀酒,藏有美酒三百斛,于是他便向司馬昭要求擔任步兵校尉一職,得以將酒攬為己飲。這就是他被世人稱為“阮步兵”的由來。劉伶甚至寫了一篇令他享名于后世的《酒德頌》。學者們對魏晉名士之飲酒意涵多所詮解,諸如消憂解愁、隱諷暗規、養生延年、寬樂雅適等不一而足,其中以消憂解愁及酒遁避難最為人所接受,把酒當做身心痛苦的止痛藥或避禍幸免于難的“庇難所”,是當時七賢及大多數名士飲酒心態的普遍寫照。司馬昭為了籠絡知識分子,利用阮籍的才華與名望,乃為兒子司馬炎向阮籍女兒求婚成親。阮籍不愿被卷入政治是非的漩渦,乃大醉六十天避談聯婚事,逼迫司馬昭就罷。與其叔阮籍相比,阮咸就更為放誕,他飲酒不用酒杯而用大甕,甚至不介意與豬共飲,“至宗人間共集,不復用常杯斟酌,以大甕盛酒,圍坐相向大酌,時有群豬來飲,直接去上,便共飲之”。

有趣的是,寶應喬家也以酒知名于世。費軒《揚州夢香詞》稱,“廣陵酒美者曰‘通州雪酒’、‘海陵秋露白’、‘秦郵五加皮酒’及‘木瓜酒’,‘寶應喬家白’稱為最上品”。而康熙二十五年(1686)喬萊罷官南歸,與汪懋麟同稱“二汪”的汪楫送別詩中就已經有“喬家白”之名。所以,《喬元之三好圖》中出現大甕抬酒毫不奇怪,此酒正是“喬家白”也。

但是,與魏晉名士飲酒之放誕相比,寶應喬家的酒更多的則是怡情養性。喬浣塵的長兄喬出塵寫過一首詩:“注玉傾銀但有香,梨花一色恰相當。風簾要署喬家白,怕把書巢作醉鄉?!幣殘碚飧詠頻惱孚邪?。